2022年6月19日—近日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栏专访哈佛大学政府系首位中国籍教授王裕华，探讨东西方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的异同。王裕华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研究，并以古今 ...
(东西问)哈佛学者王裕华：国家能力建构能否东西互鉴？
中新社[1]华盛顿6月19日电 题：国家能力建构能否东西互鉴？
——专访哈佛大学政府系首位中国籍教授王裕华
中新社[2]记者 陈孟统
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东西方社会之间，构建民族国家的方式有何不同？大国政治博弈背后，东西方之间又该如何看待国家能力此消彼长？
近日，中新社[3]“东西问”专栏专访哈佛大学政府系首位中国籍教授王裕华，探讨东西方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的异同。王裕华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研究，并以古今中国为样本，探寻国家能力构建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意义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[4]记者：近年来，傅高义、史景迁等美国老一辈研究中国问题的学人相继逝去，一些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也有逐步淡出华盛顿智库的趋势。作为在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新一代学者，你感受到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如何？他们更关心中国哪些问题？
王裕华：可能需要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历史才能看清现状。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二战之前，但最主要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在二战之后。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动机是培养一批“中国通”，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政治形态和架构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在大学任职当教授，但其最主要任务并非对政治学作出理论上贡献，而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事实性的基础知识。所以我们看到老一辈的中国问题学者，有更多涉足政策界的经历。他们能用自己关于中国的知识去影响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，同时又能把从政策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带回对中国的研究中。这体现了那一代美国学者的特点，其能让政界和学界产生沟通。
但冷战之后，美国研究中国的动机发生很大变化，中国问题研究出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分化的现象，导致研究政策的人跟做理论学术的人慢慢分成两个圈子，彼此间交流慢慢变少，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很不一样。不过，最近这两者之间的沟通在慢慢增多。在中美关系恶化...